商业
JAXA可重复使用火箭RV-X成功起降……启动追赶SpaceX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11日完成了可重复使用火箭实验机“RV-X”的首次飞行试验。机体上升至11米高度后悬停，并横向移动16米后着陆，飞行时间约40秒。 如果回收火箭一级并再次使用，就能大幅降低发射成本。SpaceX通过同一枚一级火箭最多重复使用35次，主导着全球发射市场。 中国也在试验前一天宣布，首次成功回收火箭一级。连蓝色起源和日本本田也加入其中，可重复使用竞争正全面扩散。 韩国也于去年12月确定了将下一代发射体转向可重复使用型的计划。计划投入总额2兆2921亿韩元，在2032年发射登月着陆器的同时，力争掌握可重复使用技术。 小型可重复使用火箭RV-X在试验飞行中于空中悬停。 曾经一次发射后便丢弃的火箭，正迎来像飞机一样再次使用的时代。美国SpaceX领先9年的竞争，如今日本迈出了第一步。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11日上午6时14分左右，在秋田县能代市的能代火箭试验场实施了可重复使用火箭实验机“RV-X”的首次飞行试验。根据《日本经济新闻》和共同社等报道，机体先垂直上升到约11米高空，短暂停留后，横向移动约16米并降落到地面。整个飞行时间仅约40秒。 负责试验的JAXA研发经理伊藤隆表示：“机体正常完成了飞行。参与开发10年后，从零部件试验一步步积累，终于平稳完成飞行试验，感到安心。”JAXA将分析飞行数据后判断是否算最终成功，并在检查机体后决定是否用同一机体进行第二次试验。 ◆ 40秒飞行为何如此困难 11米大约相当于公寓4层楼高。然而日本媒体认为，这短短的飞行中压缩了可重复使用火箭的核心技术。 要让火箭再次使用，就必须把发射后的机体准确降落在指定地点。需要实时控制下落机体姿态和速度的制导技术，以及在着陆瞬间之前精密调整发动机推力的技术。还必须安装着陆支架，因此机体也要更轻。RV-X直径1.8米、长度7.3米，配备了4个可吸收冲击的着陆支架。 过程并不顺利。JAXA自2016年起便与三菱重工业共同开发RV-X。到去年为止持续进行发动机燃烧试验，原定于今年3月的首次飞行也因天气和设备故障而推迟。10年研发换来的就是这40秒。 此次试验的目的并不止于飞行本身。根据《日本经济新闻》，JAXA计划拆解回收后的机体和发动机，逐步确认适合重复使用的金属材料，以及再次发射所需的维修程度。 因为火箭在发射过程中会暴露于极端高温环境。JAXA据悉计划在后续试验中将高度提高到约100米。 ◆ 重新使用火箭一半以上成本的意义 各国之所以积极投入可重复使用，归根结底是为降低成本。火箭中最昂贵的是搭载发动机的一级。如果回收这一部分并在维修后再次发射，机体制造周期就会缩短，新材料投入也会减少，便于更频繁、更低成本地发射卫星。 差距已经拉得很大。SpaceX自2017年起商业运营可重复使用火箭“猎鹰9号”。猎鹰9号在分离搭载卫星的二级后，一级会反向喷射发动机，返回地面或海上驳船并着陆。 JAXA此次在11米高度验证的技术，相当于在接近太空边缘的位置实现。SpaceX甚至创下同一枚一级火箭最多重复使用35次的纪录。依靠这一成本竞争力，它被认为正在大量拿下全球卫星发射业务。 追赶者的动作也在加快。由杰夫·贝索斯领导的蓝色起源今年4月首次成功将回收的一枚一级火箭重新投入大型火箭“新格伦”使用。中国官方媒体则在日本试验前一天的10日报道称，中国首次成功回收火箭一级。日本国内，本田系研究所也在去年6月完成了民间企业首次可重复使用火箭起降试验。 日本政府之所以感到焦虑，原因就在这里。日本主力火箭H3仍是一次性使用方式。尽管设计上比前代H2A更便宜，但若要在全球市场竞争，仍需进一步降低成本。 日本政府在航天开发基本政策《宇宙基本计划》中提出，到2040年代初大幅降低发射成本的目标。其算盘是通过可重复使用技术降低单价，从而争取海外卫星发射订单。 JAXA已为H3后续机型设定了导入部分可重复使用方式、在2030年代初实现实用化的目标。此次试验数据将反映到与德国、法国共同开发的上级实验机“卡利斯托”中。卡利斯托使用与RV-X同系列的发动机，计划在2026财年内发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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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泰源会长称”扩产2倍也不够”…SK海力士纳斯达克募资40万亿韩元
SK集团会长崔泰源、SK海力士CEO郭鲁正等主要经营层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纳斯达克大楼前合影留念。 内存半导体企业的融资舞台正在向美国扩展。人工智能（AI）需求激增被认为是背后的原因。 SK海力士于10日（当地时间）在纳斯达克上市了美国存托凭证（ADR）1亿779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149美元，募集资金265亿美元（约40万亿韩元）。综合外媒报道，这是外国企业在美国首次公开募股（IPO）中的历史最大规模，也是美国股市史上第二大规模，超过了2014年中国阿里巴巴创下的250亿美元纪录。 发行价较前一日韩国股市收盘价按ADR换算后的价格高出2.9%。按照大规模新股发行通常会较现有股价折价定价的惯例来看，这一做法相当罕见。据悉，需求预测阶段吸引了约2000亿美元认购订单，超过发行规模的7倍。上市首日股价以170美元开盘，最终以168.01美元收盘，较发行价上涨12.8%。 ◆ 即便有扩产计划，客户仍呼吁供给不足 崔会长在上市后接受美国CNBC采访时表示：“未来5年内计划将生产能力扩大2倍，但即便如此，所有客户都说‘那还不够，还需要更多芯片’。” 即使供应方宣布扩产，需求方仍在呼吁不足。其背景是AI数据中心的扩张。AI加速器的性能不仅取决于计算芯片，也取决于负责传输数据的高带宽存储器（HBM）。SK海力士在美国证券申报文件中显示，其在全球HBM市场中占有56.4%的份额，位居第一，英伟达是其最大客户。 需求前景已经先行反映到股价上。韩国上市股票在过去一年里上涨了7倍以上，市值膨胀至约1万亿美元。崔会长表示：“过去内存需求受限于人和硬件数量，但AI摆脱了这一限制。”他还提出AI代理、实体AI和机器人将成为新的需求来源。 ◆ 长期合同正在动摇内存周期公式 此次上市引发的焦点之一，是内存产业的景气循环结构是否还会持续。崔会长强调：“这已经不再是一个跟着周期走的行业。”他说：“如果签订长期合同，即便在市场低迷期，也能维持一定数量的供货和价格水平。” HBM与通用DRAM不同，交易更偏向客户定制设计和长期供应合同。也正因如此，有分析认为，它不同于过去那种生产后囤货等待价格回升的交易方式。 竞争变量依然存在。美光于9日（当地时间）宣布，到2035年将向美国半导体领域投资2500亿美元，较原计划追加500亿美元。如果各家公司扩产产能未来集中进入市场，供过于求的争论可能再次升温。 对于AI泡沫争议，崔会长表示：“股市里总会存在过热和降温。”他还说：“可以把它称为AI泡沫，但那是股市现象；AI技术本身即便还不成熟，也是真实存在的。”这意味着技术需求确实存在，但股价可能会经历过热阶段。 海外机构投资者则认为可及性改善值得肯定。里查德·克劳德·贾努斯亨德森投资组合经理对路透社表示：“此次上市首次为无法投资韩国股票的美国及全球投资者，提供了投资全球HBM龙头企业的渠道。”Jupiter资产管理公司经理萨姆·康拉德则预测，这可能成为韩国上市股票重新评价的契机，而过去这些股票的估值低于美光。 ◆ 韩国股市留下的课题与解法 也有人提出资本外流的担忧。全球投资银行瑞银最近发表报告，建议卖出SK海力士韩国股票、买入ADR，理由是美国市场在流动性和交易便利性方面更具优势。外界指出，如果代表性企业的估值评价转向纽约，可能会导致韩国股市资金流出。 可行解法被认为是改善市场体质。首尔经济在社论中提出，应淘汰劣质上市公司、改善公司治理、提升海外投资者的可参与性，并将放松监管和培育新增长动力作为根本对策。其核心逻辑是，与其阻止企业赴美，不如先提升韩国股市的企业价值发现功能。 SK海力士计划将募集资金投入生产基础设施扩充。崔会长表示，企业正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地审视半导体工厂投资。只要电力、用水、熟练劳动力和供应链条件得到满足，美国投资也可以推进。公司还提出，面向AI数据中心未来10年约需投资1万亿美元，并以韩国15吉瓦、海外5吉瓦的建设规模为目标。 公司还表示，此次上市的效应不只限于融资。崔会长称，可将ADR作为类似股票期权的奖励手段来吸引全球人才，美国及全球股东的加入将成为构建新治理体系的动力。此次发行的新普通股预计将于29日左右追加在韩国证券市场上市。 未来需要验证的重点可归纳为两点：5年内生产能力扩大2倍的计划能否转化为业绩，以及长期合同结构能否在下一轮低迷期中守住价格。分析认为，这两点的结果将决定AI存储器市场未来5年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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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公司抛售3588枚比特币……创史上最大规模减持纪录
最看多比特币的公司，卖出了3588枚比特币。 当地时间6日，全球持有比特币最多的企业、代表性数字资产财务公司（DAT）Strategy在公告中披露，已出售3588枚比特币，金额为2.16亿美元（约3303亿韩元）。这是公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抛售。 Strategy是通过动用公司资金持续买入并囤积加密货币、以提升企业价值的DAT代表案例。其主营业务虽是软件，但公司价值实际上主要受金库中持有的比特币影响。比特币上涨时股价往往更大幅攀升，下跌时则反向波动，形成典型的杠杆式结构。 Strategy董事会主席迈克尔·塞勒（Michael Saylor）6日在社交媒体X上表示：“卖出3588枚比特币，用2.16亿美元用于支付数字信用证券的股息。”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披露，公司在上月29日至30日以每枚5.9256万美元的均价卖出1363枚比特币，并在本月1日至5日以每枚6.0773万美元的均价卖出2225枚比特币。 这次抛售最令人痛心之处在于价格。以5日为准，Strategy的比特币平均买入成本为每枚7.5476万美元。此次平均卖出价比买入价低约20%。可以说是涨的时候买、跌的时候卖。比特币怀疑论者、金融评论家彼得·希夫（Peter Schiff）讽刺称：“买在高点，卖在低点。” 规模也非同小可。Strategy首次卖出是在今年5月，仅32枚。不到两个月就抛售了超过100倍的数量。此次出售后，其持仓量从84万7363枚降至84万3775枚。累计买入金额已达636.9亿美元。资产负债表上的损失也相当沉重。公司今年第二季度数字资产部门录得83.2亿美元亏损，其中大部分（83.1亿美元）来自尚未出售资产的估值损失。 塞勒董事长此前多次在X上公开宣称“比特币绝不会卖”。而此次承诺破裂，被认为源于公司商业模式本身。 Strategy是通过出售优先股和债券筹资，再用所得资金购买比特币的公司。但问题在于，优先股并不是免费资金。公司发行的5类优先证券都必须按月或按季度以美元支付股息，其中最高层级证券的固定股息率为年化10%。在比特币价格持续上涨、股价带有溢价的时期，公司还能通过增发新股筹措股息来源；而如今比特币较高点已腰斩，这条路变窄了，金库中的比特币便成了剩下的选择。 实际公告中也能看出端倪。公司在发生出售的那一周，并未通过新股发行计划卖出一股，也没有进行股票回购。这意味着在几乎停转的股票融资渠道下，股息支付期限已经逼近。 不过，塞勒董事长的说法不同。他将这次出售定义为并非后退，而是履行对优先股投资者的承诺。此前首次卖出时，他曾表示：“我们的目标是把信用证券打造为世界上最好的产品。”其逻辑是，通过持续支付股息、维持不违约的公司信誉，长期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实际上，截至5日，公司已积累约25.5亿美元的美元准备金，用于股息和利息支出。 市场关注的焦点在于下一次出售的可能性。Strategy董事会已于上月29日批准“比特币变现计划”，允许公司为扩充美元准备金、支付股息及回购股票，随时出售最多12.5亿美元的比特币。也就是说，除去本次出售，额度仍然全部剩余。只要需要，便可继续出售，这一机制已被制度化。 市场之所以高度紧张，是因为这家公司的规模太大。Strategy持有的84万余枚比特币约占全部比特币发行量的4%。昔日最大的买家，如今变成了“也可能卖出”的一方，这一事实本身就压制着市场情绪。 效仿Strategy囤积比特币的其他财务公司，也都背负着同样的股息和利息压力。市场一边担忧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是否已经倒下，一边也有观点认为，履行分红承诺反而证明了这种商业模式的可信度。 比特币8日上午在6万美元左右上下波动。与去年10月12.6万美元的高点相比，几乎腰斩。塞勒董事长守住的是股息承诺，打破的是“绝不卖出”的承诺。在这两个承诺之间，究竟哪一个能支撑公司，接下来是否启用剩余的12.5亿美元额度，将成为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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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韩外交部举办MIKTA青年营 五国30名大学生发表气候宣言
外交部于8日至10日为来自MIKTA成员国的30名大学生和研究生举办了“2026 MIKTA青年领袖营”。韩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澳大利亚五个国家各有6人参加。营员们按照由专家讲座、模拟外交部长会议、与驻韩MIKTA外交使团交流活动以及现场学习组成的日程完成了全部行程。 下一代MIKTA青年们正在讨论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方案（图片=外交部提供） MIKTA这个名字听起来较为陌生，但从成员构成便能看出其性质。它由墨西哥（Mexico）、印度尼西亚（Indonesia）、韩国（Korea）、土耳其（Türkiye）和澳大利亚（Australia）五国首字母组成。 这五个国家于2013年9月借第68届联合国大会之机成立了这一协商机制。它们分布于不同大洲，文化与安全环境也各不相同。共同点只有一个，那就是都不是大国，却是在国际舞台上具有一定能力与责任的中等强国。 地域不重叠的弱点，反而成了优势。因为它们不受特定地区利益所限，能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去年11月在南非举行的G20峰会期间召开的MIKTA领导人会晤上，五国领导人级别人士也评价称，MIKTA一直在发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作用，并就地缘政治紧张与世界经济不确定性背景下恢复多边主义的重要性达成共识。 在美中竞争加剧、国际组织共识难以形成的时代，中等强国需要一个汇聚声音的渠道，这种问题意识支撑着这一协商机制走过了13年。 下一代MIKTA青年们正在讨论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方案（图片=外交部提供） 今年营会的主题是气候行动。韩国在今年2月将为期一年的轮值主席国职位移交给澳大利亚，而澳大利亚将气候行动列为今年的重点议题之一。营会主题也与之相呼应。 8日首日，外交部全球多边外交协调官张旭珍在开幕致辞中强调，应对全球议题时，年轻人的视角至关重要。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吴俊以“多边主义与青年角色”为题进行了讲座，韩国外交学院教授姜善珠则围绕“地缘政治时代的MIKTA”发表演讲。 9日，参加者们分别扮演各国外交部长，举行了模拟外交部长会议。经过围绕气候变化应对方案的协商后，他们发表了共同声明。可以说，他们亲身体验了不同利益相关国家为达成一份共识文本所经历的协调过程。随后，他们还与驻韩MIKTA外交使团会面，就外交官生活中一直好奇的问题自由提问并交流。 在最后一天10日，外交部国际组织与原子能局局长崔元锡在结业式上向最佳团队颁发了外交部长奖。结业式结束后，参加者们前往非军事区（DMZ），亲眼见证了分裂的历史与和平的价值。整个行程从气候这一全球共同议题出发，最终落脚于朝鲜半岛这一最具体的现场。 营会并非今年首次举办。韩国自2016年起每年都会举行。经过十余年积累，历届参加者如今分散在各国的外交、学术和公民社会领域，成为了解MIKTA的人脉资源。 之所以重视青年交流，也与这一协商机制的性质密切相关。MIKTA既没有条约，也没有常设秘书处，是一个较为松散的协商平台。其活动主要依靠共同发声和协调，而非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外交部长赵显在今年2月交接轮值主席国时表示，MIKTA“必须超越议题讨论，成长为能够创造实际价值并取得具体成果的合作机制”。这番话正是对其局限性的点出。制度越弱的协商机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越决定其延续性。未来世代网络，正是这一机制的根基。 营会结束后，参加者们表示，这次活动为他们共同思考气候变化这一共同课题、并增进青年世代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机会。未来这三天建立起来的情谊，是否会成为日后在五国谈判桌前再次相遇时的基础，答案仍有待这些年轻人来书写。
ESG/CSR
生活
本托想重返韩国国家队主帅职位……4年4任主帅促成回归可能
离开已经3年半了。保罗·本托前主教练再次向韩国国家足球队的帅位伸出了手。 韩国足协相关人士7日表示：“虽然国家队强化委员会还没有收到任何文件，但本托教练通过他认识的足协职员传达了对韩国主帅职位的兴趣。”足协此前曾否认本托前主帅的求职传闻，如今证明他确实是通过非正式渠道表达了意向。 目前，下一任主教练的选任程序和方式尚未确定。正式候选人登记或提交申请书的阶段也尚未推进。 ◆ 小组赛出局造就的空缺 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仍然空缺。韩国队在2026年北中美世界杯小组赛中被淘汰。这是在扩军至48支球队的本届赛事中，未能晋级32强的结果。洪明甫前主教练已为战绩不佳承担责任并辞职。 足协于3日召开国家代表强化委员会首次会议，开始审议候选人。不过，由于遴选过程仍处于初期阶段，本托前主教练复出的意向尚未作为正式议题提交到委员会。 本托前主教练与韩国足球渊源深厚。2018年9月上任，执教4年4个月，创下单一任期内韩国国家队主教练任期最长纪录。他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率队时隔12年闯入16强。赛事结束后，他没有续约便离开了韩国。2023年7月他接手阿联酋国家队，去年5月离任。目前他处于无球队状态。 ◆ 四年四任主帅，召回本托的结构性问题 本托卡片再次浮上台面的背景，是韩国足球内部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频繁更换主帅。 更替记录在短时间内迅速累积。本托前主教练离任后，足协聘请了尤尔根·克林斯曼，但一年后就将其解雇。随后进入临时主帅体制，到了2024年洪明甫上任的过程中，又爆发了选任程序公正性争议。即便洪明甫体制也因世界杯小组赛出局而告终。足球界普遍认为，在主帅不断更替的过程中，国家队的比赛哲学始终没有时间真正扎根。 本托前主教练在韩国队确认小组赛出局后接受媒体采访时，直指这一点。他说：“我在4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可以完整地执教一支球队，但在我离开后，韩国在4年间包括代理主帅在内共有4位主教练。”他还表示：“要让主教练与球员建立信任，最大化他们的优点，并构建明确的比赛方式，必须给予充分的时间。” 他也对出局原因作出了判断。他说：“小组赛出局这样的事，通常不能归咎于一两个人的责任。”“从1到10重新回到原点进行审视并重建的过程很重要。”意思是，仅仅更换一名主帅远远不够，这是针对足协整体体系的批评。 本托体系重新被评价，也正源于此。外界认为，他在任4年间始终坚持统一的比赛哲学，而这份坚持最终在卡塔尔换来了16强的成绩。部分球迷还在本托前主教练妻子的社交媒体账号下留言，希望他“再回来执教国家队”“请拯救韩国足球”。 ◆ 距离重聚仍有变数 复出并未最终确定，仍有多个关卡需要跨越。 首先是程序问题。足协目前尚未确定主教练的选任方式。究竟采取公开招募、推荐还是协商路径，将决定本托前主教练所处的位置。国家队强化委员会如何筛选国内外候选人，也尚未明确。考虑到前一次选帅过程中曾出现程序争议，这一次在透明的流程设计上，甚至被视为与人选结果同等重要的课题。 还有验证问题。外界对本托前主教练的看法在其执教时期也并不一致。围绕后场出球为中心的比赛风格，赞成与反对意见并存，关于他选人范围较窄的批评也始终存在。其在阿联酋国家队取得的成绩如何评价，也预计会成为委员会审议的对象。 双方曾经分道扬镳这一点同样是变量。卡塔尔世界杯结束后，续约谈判并未成功。围绕合同条件和支持体系的分歧，仍不能排除再次浮现的可能。 最终，球已踢到足协脚下。本托前主教练抛出的，不只是“是否换帅”这一问题。如何建立一种能终结每四年反复上演的换帅恶性循环的制度，也将在这次选帅中一并接受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