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BYD在韩国市场亮出了插电式混合动力车（PHEV）这张牌。这是继电动车之后的第二个进攻支点。BYD计划在6月釜山移动出行展上公开下一代PHEV车型“海狮6 DM-i”，并于下半年正式上市。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BYD进入韩国市场本身。现代汽车和起亚在2021年底以Niro PHEV为最后一款产品，把所有PHEV阵容都从韩国内销市场撤下。此后，这一位置已空缺了5年以上。 BYD海狮6 DM-i 无需担忧充电的PHEV，是最容易推动大众化的方案 BYD率先推出的海狮6 DM-i，其规格直接瞄准韩国市场。它将2.5升涡轮发动机与双电机结合，单次充电和加油的综合续航可达2100公里。这个距离相当于从首尔到釜山往返两趟半还有余。仅用电模式也能行驶200公里以上，综合油耗达到每升34.5公里。 这组参数的意义，不只是单纯的规格竞争。它同时化解了韩国消费者对电动车最强烈的两大焦虑：充电基础设施不足，以及冬季续航缩短。平时用电通勤，长途则依靠发动机。这样就不必四处寻找充电站。 消费者的选择也已经开始倾向这一方向。根据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统计，韩国国内混合动力车销量从2020年的12万余辆增至2025年的41万余辆，5年间几乎增长了4倍。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理性消费者希望避开电动车固有的不便，同时享受环保效益。 进口车市场的景象也类似。根据韩国进口汽车协会（KAIDA）数据，1月进口车销量中环保车占比达到87.7%，其中混合动力车占66.6%。即使加上汽油车和柴油车，总和也只有12.3%。市场已经重组为环保车主导。 国产PHEV消失的真正原因 这里出现了一个最令人不安的问题：国产PHEV为什么销声匿迹？答案在于补贴政策。 政府将PHEV排除在低公害车分类之外，导致购车补贴随之消失。竞争力下降的PHEV最终被制造商主动撤出，形成了这样的结构。现代汽车和起亚虽然向欧洲和北美出口PHEV，却并不在韩国国内推出。 这一决定的后果，4年后以回旋镖的方式反噬回来。当韩国成为PHEV的空白地带时，BYD已在全球市场凭借PHEV销售积累了年销200万辆以上的技术优势。其下一代混动系统DM-i，是BYD电动化武器中最精密的一环。可以说，韩国市场在毫无防备时，BYD打出了最强的一张牌。 KGM（原双龙汽车）计划在2026年底把PHEV应用于雷斯特大改款或新车型SE10，时隔多年宣布国产PHEV回归。然而，如果BYD提前6个月占领市场，后发者就会处于不利位置。现代汽车和起亚至今仍未公布内销PHEV的上市计划。 “性价比偏见”被打破后，又迎来了PHEV空缺 BYD在韩国站稳脚跟的速度，已经超出预期。自2025年4月首次交付以来，11个月内售出1万75辆，创下进口车最快突破1万辆纪录。2026年1月单月注册1347辆，位列进口车品牌第5位，超过了奥迪（847辆）、沃尔沃（1037辆）等传统强者。 核心在于，BYD已不再停留在“便宜的中国车”这一印象上。它以电池到整车的垂直整合成本竞争力作为武器，打出了比同级韩国产电动车低近1000万韩元的价格，为韩国消费者提供了理性的选择。 再加上PHEV，威胁的层级就会完全不同。电动车之外，还能吸收混合动力需求，形成完整产品线。特斯拉是靠单一电动车阵容撼动市场，而BYD则是把电动车和PHEV同时武器化，形成多层结构。更何况，今年内吉利旗下极氪、小鹏等中国品牌也都排队准备进军韩国。 出路在哪里……从补贴走向产业政策 危机的解法并不只有一种。不过，专家们共同指出的起点，是政策范式转换。补贴主导的普及政策，客观上反而为中国车创造了有利环境。 海外的应对案例指向了明确方向。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IRA）将税收优惠集中投向本土生产车辆。欧盟引入了产业加速法（IAA）。与韩国产业结构相近的日本，则把电动车纳入“战略领域国内生产促进税制”，以把生产基地锁定在本土。它们都更重视生产竞争力，而非单纯普及。 产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哲指出：“政府与其只专注于扩大电动车普及，不如通过税制、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建设，降低国内生产成本，这才应成为政策的着力点。” ...

5月22日，三星电子股价每上涨1%，价格就会涨2%；每下跌1%，也会跌2%的产品将登陆韩国股市。 SK海力士也是如此。韩国资本市场史上首次，以单一股票为基础资产的杠杆·反向上市产品之门将被打开。 距离上市还有3周，预先教育申请者却从第一天起就排起了队。市场的温度由此清晰可见。 据金融投资协会统计，单一股票杠杆·反向预先教育在4月28日开设首日就有2056人申请。当天还有1654人完成了课程。距离上市已不到一个月。协会内外都预测，上市前申请者将增至数万人。 信号早已亮起。今年1月到4月28日期间，完成既有杠杆ETP预先教育的人数就达到52万1564人。 与一年前同期相比，增加了13倍以上。韩国个人投资者之所以被称为“杠杆民族”，这一点正被数据直观展现。单一股票杠杆是在其上再叠加一层的高风险产品。 真正触发这一新产品推出的，是两只股票的飙升。过去一年，三星电子股价上涨308.7%，SK海力士上涨604.4%。受人工智能（AI）半导体需求激增推动，高带宽存储器（HBM）的景气带动了两家公司市值上升。市场对在这一趋势上再加上2倍杠杆的需求，也就顺势显现出来。 金融委员会允许单一股票ETF的理由也在于此。其初衷是把国内优质蓝筹股投资需求纳入合法框架之内。此前，韩国个人投资者一直通过美国市场的单一股票杠杆产品进行绕道投资。 Direxion的特斯拉2倍杠杆（TSLL）、GraniteShares的英伟达2倍杠杆（NVDL）就是代表。根据韩国证券存管院资料，TSLL和NVDL长期位居海外散户保管金额前列。 当局的算盘，是希望把流向海外的资金吸引回国内。不过，这一算盘也有陷阱。随着投资者因海外杠杆产品遭受巨大损失的案例不断累积，如果同样结构的产品也在国内放开，担心的只是损失案例从“美国”转移到“韩国”而已。 杠杆产品最大的陷阱是“负复利效应”。由于其结构是追踪日收益率的2倍，哪怕只是短短几天波动，损失也会以非对称方式不断累积。以100为基准，若一天跌10%，第二天涨10%，普通股票最终为99，而2倍杠杆产品则会跌至96。持有时间越长，差距就越大。 资本市场研究院研究委员权敏京分析跟踪KOSPI200的杠杆·反向ETF后发现，众多个人投资者在包含交易当日内的持续期间里都出现了亏损。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也曾正式警告，杠杆ETF并不适合长期投资。由于其采用日间追踪结构，除非进行短线交易，否则从统计上看更容易出现亏损。 问题在于，韩国个人投资者的持有模式与统计规律并不一致。很多人出于短线回转交易的意图买入，一旦亏损就继续持有不放。 海外散户曾因期待英伟达业绩向好而买入NVDL，却又在短期波动中遭遇亏损，这类情况也一再重演。单一股票杠杆波动性更大，负复利效应的强度也就更强。 允许单一股票杠杆的标的必须通过严格条件。要求平均市值占比超过10%，平均成交额占比超过5%。除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外，实际上几乎没有其他股票能进入。资金将进一步流向KOSPI市值第1、第2名。 韩国股市本已被两大半导体龙头的权重所压倒。若再叠加2倍杠杆资金，两只股票的波动性将进一步加大。若个别股票的资金集中程度加剧，整个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也会减弱。若反向交易集中爆发，短期冲击也会更大。 将产品名称中的“ETF”字样禁止、并强制使用“单一股票”表述，也是出于这一担忧。普通ETF必须分散投资于10只以上股票，而单一股票杠杆完全没有分散投资效果，因此需要提醒投资者这一点。“三星电子2倍杠杆ETF”并不存在，而是以“运用公司-股票名-单一股票-2X-杠杆”的形式命名。 此次单一股票杠杆在既有杠杆ETP教育之外，还新增了1小时的强化教育。新投资者若要交易，总共需接受2小时课程。负复利效应、杠杆效应等核心风险因素是教学重点。课程中还设置了核心测验和投资前检查清单。 问题在于，1至2小时的视频教育是否足以让投资者充分认识高风险衍生品的危险？在美国，自单一股票杠杆产品推出初期起，SEC就不断警告“这类产品不适合普通投资者”。 学界不断指出，仅靠传递信息还不够，还需要进行投资者适当性判断。仅凭1小时教育结业证就赋予买入权限的现行结构，被评价为更接近形式性程序。 海外交易经验投资者可免除强化教育，这一点也引发争议。国内市场与海外市场在交易时间、结算结构、税制上都不同。同样是杠杆产品，也需要根据国内环境进行专项教育，这正是业内提出这一意见的原因。 解决方案并非只有一种。但专家们共同指向的起点很明确：先将预先教育从形式化转向实效化。 除了用普通视频说明负复利效应之外，也可考虑强制进行模拟投资实操或风险情景模拟。美国部分券商引入的“适当性事前评估”等机制，也在讨论范围内。 差别化基本保证金也应纳入讨论。当前杠杆ETP适用1000万韩元的基本保证金。由于单一股票杠杆的风险系数更高，有必要提高保证金标准，或差别化设置交易限额。日本和香港则对高风险衍生品强制实施单独的适当性评估。 ...

“有人一见面就跟我说要内存。要是能给当然好，但产量是固定的，还在遭遇供应短缺。” 28日在国会议员会馆，韩国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说出的这番话，既不是单纯的炫耀，也不是诉苦。作为持有SK海力士的SK集团掌门人，他口中的这句“牢骚”，同时展现了AI时代韩国产业所走在的那条独木桥的两面。 当天，在韩中议员联谊会主办的“中美AI技术霸权竞争中的韩国增长战略”政策研讨会上，崔会长登台发言。 虽然他是以韩国商工会议所会长的身份发言，但发言重心更接近站在半导体超级周期中央的SK海力士母公司掌门人的视角。身处创下历史最高收益的公司会长口中的“幸福的烦恼”，最终指向的是韩国产业必须破解的瓶颈图谱。 ◎没有内存，冰箱都可能停转 崔会长指出的第一个景象，是内存市场的严重倾斜。随着AI数据中心对高带宽存储器（HBM）的需求激增，原本该流向家电、电脑和汽车的内存却出现短缺，这种悖论正在上演。 他说“冰箱、电视、PC等其他领域已经无法得到内存”，这句话也可被解读为：韩国制造业整体正逐渐被半导体供应链所绑架。 问题的本质不在于价格，而在于数量。崔会长担忧，一旦内存价格过高，产业界就会研究“少用内存的方法”，长远来看甚至会缩小韩国半导体本身的需求。他的意思是：现在虽处于繁荣期，但这种局面不会永远持续，所以要有超越当前超级周期的视野。 对于“扩大生产设施不就能解决了吗”的疑问，答案并不简单。“土地、电力、资金都要投入”这句简短的话，概括了韩国半导体产业的结构性局限。 在厂址、供电和资本投入这三方面，韩国都处于被美国、中国和台湾追赶的局面。他提到不只是SK，三星也面临同样处境，这表明这并不是某一家企业的经营问题。 ◎电力不足，AI也会停摆 另一条瓶颈是电力。崔会长当天指出，AI时代供应不畅的四个领域是电力、能源、GPU和内存。其中，内存和GPU是全球供应链问题，而电力和能源则是韩国必须自己解决的课题。 电力不足已不再是夏季用电高峰时的短暂现象。如今，一个数据中心消耗的电力已相当于一座中小城市。 美国让微软和亚马逊重新启用了原本关闭的核电站，中国则通过把数据中心直接建在可再生能源园区旁边来迂回解决。 而韩国尚未充分铺好这两条路，一边是集中在首都圈的数据中心需求，另一边是从岭南和湖南地区输送电力所带来的输电网压力，两者之间艰难走钢丝。 当有人问及，如果预付1年或3年的工业用电费是否可以给予折扣时，崔会长没有立刻回答。他只是谨慎表示：“这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提案，我会认真考虑后再答复。” 不过，他更强调的是发电结构本身的重组。“把所有事情都以中央集权方式由一个地方掌控并分配，这样真的足够吗？”这句反问背后，包含着他对以韩国电力公社为中心的单一输配电体系的质疑。 他提出的解决关键词是分布式发电。核心想法是：电在哪里生产，就在哪里使用。 与其像现在这样，为了把东海岸发的电输送到首都圈而让输电网超负荷，不如把数据中心和工厂设在发电站附近。关键在于，美国得克萨斯将数据中心引入风电园区旁，逐步成为全球AI基础设施据点的模式，是否也能适用于韩国。 ◎对“法律万能主义”的辛辣批评 发言最后一个部分转向了过度立法。“请国会说几句话吧”的请求下，崔会长反问：“是要靠法律解决，还是要用法律限制企业活动？”他还补了一句：“如果国民也能知道法律针对的对象是什么就好了。” 他并未点名具体法案。但考虑到《黄色信封法》实施后企业现场正受到冲击，这番话的讯号已十分明确。 他没有就此止步。他呼应了在致辞中强调“韩国队”的金太年韩中议员联谊会会长，说“要一起去现场看看”。“应该作为参与者去看，而不是只以国会议员身份看，否则很难解决问题。”这句话是对立法者与产业现场之间距离感的迂回批评。 他是在要求：去亲眼看看，书桌上拼出来的法案是如何让工厂和研究所的齿轮停转的。 ◎把牢骚翻译成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