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先行于现实。自今年1月1日起，首尔都会区已禁止将按量垃圾袋中的生活垃圾直接填埋，本应把垃圾送去焚烧或回收后，仅将残渣进行填埋。问题在于，接收这些垃圾的焚烧与资源循环设施，因选址争议而扩建缓慢。
24日，国民权益委员会将在首尔大韩商工会议所举行题为“为可持续资源使用而举行的公听会”的活动。中央和地方政府、学界、民间社会及国内外专家将齐聚一堂。随着7月1日民选第9届地方政府上任、以及2030年直填埋禁令将扩展至全国，相关方将就如何预防冲突展开讨论。
直填埋禁令实施后，生活垃圾必须先经焚烧或回收，剩余残渣才能填埋。图为待处理中的废弃物堆。(来源=솔루션뉴스 매그니픽)监管跑在了现实前面。随着从今年1月1日起，首尔都会区禁止将按量垃圾袋中的垃圾直接埋入地下，垃圾如今只能先焚烧或回收，剩下的残渣才可填埋。问题是，能够承接这些垃圾的焚烧与资源循环设施，在各地都陷入停滞。
国民权益委员会将于24日下午在首尔大韩商工会议所议员会议室举行“为可持续资源使用而举行的公听会”。中央和地方政府、学界、民间社会以及国内外专家将同场参与。7月1日民选第9届地方政府即将上任，直填埋禁令也将在2030年扩大到全国，这是一个迫近的时间节点。
◆ 监管在前，设施停摆
直填埋禁令的初衷十分明确：延长填埋场寿命、减少温室气体，并重新回收原本被丢弃的资源。这在环境层面上是不可逆转的方向。然而，政策的前轮——监管——在前进，后轮——处理基础设施——却跟不上。
数据揭示了这一差距。首尔2024年一年运往首都圈填埋场的生活垃圾约21万吨，占总产生量的19%。京畿道每天4735吨垃圾中，约641吨一直通过直填埋处理。禁令实施后，这部分垃圾必须全部转向焚烧和回收。但公共焚烧设施的扩建，大多被推迟到2027年以后。
空缺由民间来填补。公共设施不足的首尔各自治区，只能把垃圾送往辖区外的民营处理设施。处理费用更高，还要加上运输费。垃圾“在产生地处理”这一废弃物管理的基本原则因此动摇。“远征焚烧”一词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 冲突的根源是缺乏信任
设施停摆的真正原因不是资金，也不是技术，而是信任问题。在首尔麻浦区，围绕新建焚烧厂，行政当局与居民长期对立。居民主张，仅通过前处理就能减少相当数量的垃圾；而首尔市则依据成分分析结果反驳称，其比例并不大。同一设施，连事实认知都对立。最终，原本计划于3月推进的焚烧厂建设方案被撤回。
即便在环境影响评估中证明了安全性，抵触情绪也很难消退。焚烧厂和分拣场仍然被视为避嫌、令人反感的设施。首先决定要建在哪里，就意味着冲突会爆发。专家们将这一症结归因于规划初期缺乏沟通。先作出决定，再去说服居民的自上而下方式，只会加剧不信任。
直填埋禁令先在首都圈实施，并非偶然。这里填埋依赖度高，冲突也最为尖锐。首都圈的成败，将成为2030年全国推广的预演。填埋依赖度高的湖南地区，以及选址冲突激烈的大邱、庆北，都正面临同样的关口。如果在首都圈找不到答案，同样的冲突将在全国重演。
◆ 通过协商，设施才能建成
破解之道的线索，其实已经存在于国内外实践中。京畿平泽资源回收设施便是通过先听取居民需求的自下而上方式，缓和冲突的案例。随着在设施中引入便利空间，并给予当地居民使用优惠，原本的避嫌设施也转变成了人们愿意前往的空间。
海外也有将设施本身转化为城市资产的案例。奥地利维也纳的斯皮特劳焚烧厂因独特外观成为旅游景点，丹麦哥本哈根的焚烧厂则把屋顶开放为滑雪场。与其隐藏设施，不如将其公开，并与当地共享收益，这是一种观念上的转变。
制度设计上也有值得借鉴的教训。德国在禁止未处理废弃物填埋之前，留出了10年以上的准备期。在锁定监管期限之前，先建成了废弃物稳定化与燃料化处理设施。如今的现实，反过来说明了在缺乏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只强调时限的政策，会带来怎样的混乱。
本次公听会之所以受到关注，原因就在这里。国民权益委员会负责协调冲突、预防群体性民怨。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副教授长野元树将介绍地方政府如何借助协商化解冲突的案例。忠南牙山市也将亲自分享其在废弃物处理过程中提高居民接受度的经验。学界与民间社会专家将参与其中，寻求形成跨政府层面的共识。
国民权益委员会委员长郑日然在致辞中表示，环境政策对公务人员而言是“艰难的说服过程”，对居民而言则是“关系到生活根基的敏感问题”。他强调：“只有倾听冲突声音背后居民的真心与忧虑，经过充分讨论与协商，才能达成具有更高接受度的合意。”
直填埋禁令问题并不只是“如何填埋垃圾”的问题，而是“由谁、如何分担责任”的问题。监管已经启动，但承接它的容器仍然空着。如何填满这个容器，靠的不是更快的行政，而是更深入的对话——这正是本次讨论所要传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