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因“创造性破坏”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彼得·霍维特教授，15日举行访韩记者会
“对人工智能征税过于激进，韩国要提升潜在增长率，答案在于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
对于金容范政策室长提出的“国民分红”方案，教授持谨慎态度；三星工会要求按营业利润15%发放绩效奖金也成变量
[本报道核心要点]
▶ 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彼得·霍维特教授15日在访韩记者会上，对将半导体超额税收回馈为“国民分红”表示“为时尚早”，提出谨慎意见
▶ 青瓦台政策室长金容范在社交媒体上提出的国民分红构想，已在社会上点燃争议
▶ 教授强调，提升韩国潜在增长率的方案应聚焦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并指出研发投资过度集中，须向更多领域扩散
▶ 人工智能具有堪比电力和蒸汽机的创造性破坏潜力，但财富集中与分配的平衡，应通过教育改革和社会安全网来解决
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布朗大学名誉教授彼得·霍维特，15日下午在首尔中区威斯汀朝鲜酒店面对记者。韩国政府最想听到的问题，集中在同一件事上。
在人工智能（AI）热潮下，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今年合计营业利润有望超过600万亿韩元，围绕如何将增加的超额税收以“国民分红”的形式返还给国民，究竟是否合适。
霍维特教授的回答很明确。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为时尚早”。他表示：“没有人知道AI这一新生技术未来会走向何方”，“现在就给AI领域征税，太过激进了。”同时，他也评价韩国政府的财政运作，称“在增长政策中很好地体现了财政责任”。
这场争论要追溯到三天前。金容范青瓦台政策室长在自己的Facebook上表示：“AI基础设施供应链中的战略位置会形成结构性繁荣，并由此带来史无前例的超额税收，那么这些钱该如何使用，理应成为制度设计层面需要思考的问题”，并提及暂名为“国民分红”的制度。
他还分析称：“如果AI时代对存储器和基础设施的需求是长期结构性变化，那么韩国有可能首次接近于持续产生超额利润的国家。”这番来自青瓦台核心人士的发言，使得产业界和学界对其是否会转化为政策意见出现分歧。
◆ 超级周期的阴影，谁来拿走果实
今年以来，半导体市场进入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局面。随着AI数据中心建设竞争加剧，DDR内存与NAND闪存价格在一年内几乎上涨了4倍。
DDR内存是电脑或智能手机中用于临时存储信息的记忆存储器，NAND则是即使断电信息也不会消失的存储装置。
运行AI模型需要这两类产品大量投入，但供给却跟不上。证券业界给出的数字显示，三星电子年营业利润为360万亿韩元，SK海力士为270万亿韩元。
两家公司营业利润相加超过600万亿韩元。相当于韩国一年预算规模的钱，被这两家公司赚走了。
问题在于，这笔巨额财富将流向何处。企业数据研究所CEO Score的统计显示，截至5月11日，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两只股票在韩国全部上市公司市值中占比达42.4%。
若仅缩小到KOSPI单一市场，这一比例会上升至46.9%。也就是说，韩国股市价值的近一半由这两家公司承担。在两家公司的兴衰与韩国经济兴衰直接相连的结构下，社会如何分享超额收益，已成为无法再拖延的问题。
霍维特教授给出的答案是“不要着急”。他表示：“大企业营业利润高时，会通过征收更多税金，将增加的税收投资到多个领域或回馈社会”，认可了韩国现行的法人税体系。
不过他也附加了条件，称“现在采用的方式是否足够，是否还需要更多社会回馈，现阶段还为时尚早”。在谁都无法断言半导体需求是否会像现在这样永久持续的情况下，把新的税制设计成固定成本是危险的。
◆ 三星工会罢工牌，霍维特：“工资应随业绩而动”
另一颗炸弹是三星电子的劳资矛盾。三星电子工会要求将年度营业利润的15%作为绩效奖金发放。按预测值换算，这一金额超过50万亿韩元。
随着劳资谈判破裂，12日在世宗市政府世宗大楼举行的中央劳动委员会事后调解会议上也未能找到交集。
当总罢工可能性被提及后，政府内部有人表示：“三星电子的利润，是在合作企业、政府以及地区共同体的投资和协作下才得以实现的。”这一说法意在动摇工会诉求的正当性。
霍维特教授虽然以自己并未充分了解韩国劳动制度为前提，但原则立场十分明确。他认为：“如果业绩好，劳动者要求加薪是自然的。”
他补充说：“如果业绩好、公司收益高，工资就该上涨；反之，如果业绩差，工资也应调整。这才是更公平的分享方式。”
这与政府的施压基调并不一致。把工资与业绩联动视为理所当然的看法，在美国和欧洲很常见，但在韩国，即便是繁荣期，工资上涨幅度受限的情况也很多。
◆ 阻止潜在增长率下滑的牌，“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才是答案”
韩国潜在增长率将下滑至1%后段的预测接连出现。潜在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在不引发通胀的情况下所能实现的增长率，这一指标下降意味着经济体力本身正在变弱。
霍维特教授直面这一问题。他断言：“如果让我统筹韩国经济政策，我会聚焦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他的判断是：“如果提供强有力的激励，不断鼓励并给予财政支持，最终它们将成为实现创造性破坏的源泉。”
“创造性破坏”这一概念最早由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于1942年提出。其洞见在于，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新的创新会摧毁旧有方式。
霍维特教授与菲利普·阿吉翁教授于1992年把这一理论建立成数学模型，因此获得诺贝尔奖。他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的本质，并不只是新事物取代旧事物，而是即便原有产业的岗位消失，更好的岗位也会接替其位置的循环结构。
他对韩国研发（R&D）投资结构也毫不留情。“韩国的GDP占比研发投资位居世界第二”，但“目前投资集中在少数几个领域，因此需要把投资对象扩展到更多领域”。
这意味着，韩国集中于半导体和显示器的研发资源，必须分散到生物、能源、材料等多个领域，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创新生态。把所有资源押注于一个领域，一旦该领域崩塌，就会一起崩塌。
◆ 面对AI冲击的解法：与其撒钱，不如教育和安全网
记者会上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AI将如何改变就业。
霍维特教授的判断具有双重性。他将AI评价为堪比电力、蒸汽机、信息技术（IT）革命的创造性破坏，意味着它有可能颠覆现有经济体系本身。
但他同时也指出：“技术进步不是摧毁现有工作岗位，而是创造新的工作岗位”，“AI正在提高生产率，也将使经济增长进一步加速”。
不过这里也有前提。AI时代的财富集中与不平等问题，应通过教育和社会安全网来解决，而不是靠撒现金。
霍维特教授以丹麦的“flexicurity（弹性安全）”制度为例。企业在引入技术过程中若裁员，政府会补贴员工部分工资。
这是一种将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与稳定性结合起来的制度，即裁员可以相对自由进行，但政府通过再教育和再就业支持，帮助失业者迅速转移。
这与韩国正在讨论的国民分红那种一刀切发放现金的方式并不相同。
他还建议，应先把握产业界的人力需求，再由大学和学校倒推课程设置。也就是所谓的“逆向设计式教育改革”。如果在企业需求尚未明确的情况下，仅靠大学自行判断来培养人才，就难以跟上AI时代的变化速度。
韩国虽然在GDP占比研发投资方面位列世界前列，但劳动市场与教育体系之间之所以存在严重错配，原因正在于此。
国民分红这一话题，预计还需要在政府内部经过进一步审议。诺贝尔奖得主给出的“为时尚早”判断，很可能会对政策推进形成一定刹车。
但“600万亿韩元”这笔巨大果实究竟该由谁、如何分配，这一根本性问题依旧存在。霍维特教授提出的解法十分明确：宏观上，要将研发分散到更多领域，并扶持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
微观上，要让基于业绩的工资分配自然运作。至于AI带来的就业冲击，则要通过教育创新和社会安全网来吸收，而不是用现金发放来应对。
如今，诺奖理论家交出的答案卷，正摆在政策决策者面前，等待他们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