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李在镕会长连续三周密集会晤,瞄准的是代工业务【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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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Global Team

李在镕三星电子会长,7月内连续出席太阳谷大会、旧金山AI峰会、谷歌营等三大场合(图片=Solution News AI图像插画)
李在镕三星电子会长,7月内连续出席太阳谷大会、旧金山AI峰会、谷歌营等三大场合(图片=Solution News AI图像插画)

李在镕三星电子会长7月的行程,由美国太阳谷、旧金山,再到意大利西西里,串成了三个点。

据悉,他为参加本月底在西西里西南部罗科福尔特贝尔杜拉高尔夫度假村举行的谷歌营,已启程前往当地。

谷歌营是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受2013年达沃斯会议启发创办的聚会,每年7月末政商界人士都会齐聚一堂。

与会者名单、日程和讨论内容均不公开。李会长自2022年起连续3年参加,但去年因前往华盛顿支援对美贸易谈判而缺席。如果此次成行,将是他时隔两年回归。

而他此前的日程同样不寻常。李会长在24日至25日(当地时间)旧金山AI峰会期间,曾与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义宣、Naver董事会主席李海珍一同访问英伟达总部,与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会面,并在OpenAI总部与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及高管举行会谈。期间,三星电子还与博通达成了未来5年总值2000亿美元的存储器与代工合作协议。

本月初,他还与半导体代工事业部负责人韩镇万(社长)一同出席美国太阳谷大会。短短3周内,连续辗转三个不公开场合。

三星电子HBM4E产品展示照片(来源=三星电子)
三星电子HBM4E产品展示照片(来源=三星电子)

解读这一行程,关键在于同行者。太阳谷之行带上代工事业部负责人,已经说明了此番连环出访的目的。

在三星电子的业务版图中,如今最迫切需要突破的是代工业务。存储芯片市场已进入供方主导阶段,但代工并非如此。

截至去年第三季度,全球市场份额仍是台积电71%、三星电子6.8%,差距依然悬殊。不过趋势正在变化。去年特斯拉AI芯片订单为其反弹打下基础,而今年初又有外媒报道其产能利用率已超过80%,而在2025年这一数字一度不足50%。

在这一阶段,集团掌门人亲自出面,原因在于交易的性质。AI芯片代工合同动辄是数万亿韩元、为期多年的大单,而且涉及将设计信息这一极为机密的资产交给受托方,这类交易并非从实务谈判起步。

首席执行官之间的信任,是合同成立的前提。外界将特斯拉订单归因于马斯克与李会长长期交情的说法,也正是基于这一背景。

博通协议正是这一方式效果的案例。财界普遍认为,这是“亲自奔走”的成果。通过此次协议,三星电子首次将存储器、代工与封装捆绑为整体方案,纳入大型合同之中。等于把竞争对手难以复制的综合半导体企业(IDM)优势,转化成了销售武器。

谷歌营则是这一战略的下一目标聚集地。谷歌自行设计AI芯片TPU,Meta也在设计自家推理芯片。两家公司都把大量产能押在台积电身上,而台积电的产能几乎已经满载。

寻找替代代工厂的动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证券界还曾分析称,苹果在图像传感器合作之外,对2纳米工艺的咨询也在增加。

三星电子HBM4E产品展示照片(来源=三星电子)
三星电子HBM4E产品展示照片(来源=三星电子)

对于集团掌门人社交网络的实际效用,外界评价分歧明显。

看重成果的一方,以合同为依据。他们认为,从特斯拉到博通的大型订单接连在总裁会晤后达成,难以否认其因果关系。非公开社交场合,是官方谈判桌上难以获得的信息和意向流通的空间,而能够进入这样场域本身就是一种资产。

持谨慎态度的一方则指出了依赖结构问题。若订单过度取决于集团总裁个人的人脉网络,组织自身的销售能力就无法真正提升。会晤与签约之间的转化率外部无法验证,也是其局限所在。像谷歌营这样连议题都不公开的活动,更是根本无法衡量成果。

也有人提出“技术优先”的反论。大型科技公司寻找台积电替代者,原因在于产能不足而非关系不足,最终决定订单的仍是2纳米良率。良率进入60%区间并恢复开工率,才是打开谈判桌的前提,而不是会面本身造就了这一切。

交易方式的变化,是此次连环会晤释放出的信号。AI半导体产业的合同,正在从现货交易转向5年期的长期联盟。选择联盟对象的决定属于董事会和CEO,而作出这一决定的场所,不是听证会,而是高尔夫度假村。

韩国企业集团总裁的角色也随之改变。其重心正从集团内部最终签批者,转向全球供应链的对外谈判窗口。李会长与SK集团会长崔泰源接连现身同一活动现场,正是这一变化的证据。

下一轮订单争夺的主战场将在2027年。特斯拉芯片量产、泰勒工厂正式投产,以及苹果、高通订单的走向,大致都将在那时分出胜负。眼下的会晤,更像是瞄准那个时间点的前置投资。

三星电子HBM4E产品展示照片(来源=三星电子)
三星电子HBM4E产品展示照片(来源=三星电子)

需要的是一种机制,把集团总裁人脉网络创造的机会,转化为组织层面的业绩。会晤只能打开门,合同则由后续体系来促成。

起点在于良率。不论是博通还是谷歌,最终决定都取决于样品验证。虽然有观点认为2纳米良率已进入60%区间,但与台积电之间仍有差距。

如果销售抢先推进,而量产能力跟不上,信任会在瞬间崩塌。业界认为,至少应在泰勒工厂初期良率稳定化阶段,提前部署总部人力,并从签约时起配备面向客户的专责良率团队,以守住会晤成果。

速度问题则紧随其后。总裁之间达成的共识,通常需要数月才能落到实务合同,而这段时间内竞争对手很可能插入。把存储器、代工、封装捆绑起来的博通式交易,牵涉三个事业部的利益,内部协调更慢。业界有人提出,应按客户设立跨事业部专责团队,并制定内部规则,要求在会晤后一定期限内启动实务谈判。

关系本身也必须制度化。建立在特定人物交情上的交易,一旦那个人动摇,整体也会跟着动荡。若在合同中嵌入技术路线图共享协商机制、联合研发组织、预付款或产能预约等结构性连接,就能降低对集团总裁的依赖。把博通协议从备忘录推进为具有约束力的供货合同,正是这一后续协商的试金石。

政府也有责任。大型科技公司将三星电子视为替代选项,背景中有美国本土生产这一地缘政治因素。泰勒工厂的价值,来自技术,也来自地理位置。若韩国国内的生产基地也要具备同等吸引力,就必须有电力、用水和审批速度作支撑。若集团总裁在外面把门打开,而工厂在国内却无法及时建成,最终的订单便只会流向海外就业。

西西里这三天会造就什么,外界目前无从得知。唯一可确认的,是随后发生的事情。数月后出现的合同文本,将是这次行程的成绩单。